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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偽造公章的單位雖非犯罪主體,對偽造公章行為存在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經濟損失,需承擔賠償責任

發布日期:2020-06-17 編輯:法務科 來源:法商之家

【裁判要旨】被偽造公章的單位雖非犯罪主體,但如對偽造公章的犯罪行為存在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經濟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的,仍需承擔賠償責任。而應否承擔責任屬于實體審理范疇,不影響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權利。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書
(2018)最高法民再313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住所地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桂城街道燈湖東路12號(一至四層、七至九層)。

負責人:楊法德,該分行行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李小龍,廣東東方昆侖(杭州)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城支行,住所地湖北省應城市城中蒲陽大道35號。

負責人:盧海濤,該支行行長。

委托訴訟代理人:楊欣,該支行員工。

再審申請人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以下簡稱招行佛山分行)因與被申請人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應城支行(以下簡稱工行應城支行)財產損害賠償糾紛管轄權異議一案,不服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東高院)(2017)粵民轄終855號民事裁定(以下簡稱原裁定),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于2018年7月25日作出(2018)最高法民申3064號民事裁定提審本案。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審理了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招行佛山分行不服原裁定,向本院申請再審。請求:撤銷原裁定,指令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受理并審理本案。事實和理由:一、原裁定程序不當。1.廣東高院在管轄權異議案件中作出駁回招行佛山分行起訴的裁定,超出管轄權異議程序的審查范圍。人民法院對管轄權異議的審查只能有兩種結果,一是在異議成立的情況下另行確定案件的管轄法院,二是對不成立的異議予以駁回,廣東高院直接作出駁回起訴裁定錯誤。2.廣東高院將工行應城支行在二審提交的刑事判決和刑事裁定作為駁回招行佛山分行起訴的主要依據,但該證據未經招行佛山分行質證。以未經質證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違反法律規定。二、原裁定認定事實錯誤。1.廣東高院認定湖北融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融升公司)“虛構貸款”以及案涉款項并非民法意義上的債權債務,沒有事實依據。首先,原裁定關于融升公司虛構貸款的事實認定錯誤。(2016)鄂0981刑初168號刑事判決(以下簡稱168號刑事判決)所認定罪名為“騙取貸款罪”,說明融升公司等刑事案件被告人并非通過虛構貸款的事實而是通過偽造《承諾函》以騙取貸款,貸款需求為真、貸款手段為假。由于刑事案件被告人并非“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不存在“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情形,本案中有關“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條文并沒有適用的前提及事實依據。其次,原裁定認定案涉款項并非民法意義上的債權債務沒有事實依據。民法上債權債務關系的認定,應對“是否存在需要承擔民事責任的事實以及法律依據”進行審查,而不以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為依據。工行應城支行于該刑事案件中并非被告人,刑事判決中所稱“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與該刑事案件造成的損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實際是指“被告人偽造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的行為”與“該刑事案件造成的損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而工行應城支行對該偽造行為具有監管上的過錯,導致招行佛山分行被騙取2億元貸款資金,其過錯與招行佛山分行的損失之間明顯具有民法上的因果關系。2.廣東高院認為168號刑事判決已對招行佛山分行于本案主張的款項作出實體處理,從而認為招行佛山分行可按照刑事判決的處理結果予以救濟,與立法精神相悖。168號刑事判決僅僅處理了刑事案件被告人的犯罪問題,工行應城支行作為有過錯一方并未在該判決中承擔相應責任,如法院認為招行佛山分行無權對過錯方工行應城支行提起本案民事訴訟,相當于是對工行應城支行的過錯責任不予追究,明顯有誤。三、原裁定適用法律錯誤。1.本案并不適用關于“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相關法律條文。2.招行佛山分行并非針對刑事被告人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原裁定混淆“刑事被告人”與“刑事被告人所在單位”兩個不同的主體。本案中,招行佛山分行是針對刑事案件被告人張應林所在單位工行應城支行提起侵權訴訟。作為刑事被告人張應林所在的單位,工行應城支行規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對其高級管理人員監管不力,導致張應林伙同他人利用私刻的單位公章實施犯罪行為造成招行佛山分行損失,工行應城支行具有明顯的過錯,依法應承擔賠償責任。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三條、第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二款的規定。四、原裁定雖系在管轄異議程序中作出,但屬于駁回起訴裁定,招行佛山分行有權依法申請再審。

工行應城支行辯稱,一、本案是典型的刑事案件。工行應城支行主動報案并將張應林移交給公安機關,招行佛山分行以“騙貸罪”向公安機關報案,致使該刑事案件進入偵查、追贓、起訴、審判程序。168號刑事判決認定被告單位融升公司、被告人陳碧元、張應林等犯騙取貸款罪,分別判處罰金、有期徒刑,并判決:“本案贓款人民幣2億元及利息應當予以追繳。鑒于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廣州中院)(2015)穗中法金民初字第2464號民事判決書(以下簡稱2464號民事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該民事判決書依法未能執行的部分被告單位湖北融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依法退賠給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由此可見,人民法院就招行佛山分行被騙的2億元資金本息依法作出了追繳、退賠的判決,即以國家刑事法律強制力對招行佛山分行的被騙資金給予了明確的保護與救濟。二、招行佛山分行的再審申請無事實和法律依據。1.原裁定處理程序并無不當。《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七條有關管轄權異議之規定適用于民事案件,而本案系刑事案件,不屬上述規定的適用范圍。工行應城支行上訴請求包括依法駁回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原裁定并未超出審查范圍。2.工行應城支行提交的刑事裁判文書在本案二審期間發生法律效力,原裁定將其作為證據使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九條第一款第四項的規定。3.原裁定認定事實清楚。原裁定關于“通過虛構貸款的事實”的表述并無錯誤;本案所涉款項并非民法意義上的債權債務;原裁定認定招行佛山分行可按照刑事判決的處理結果予以救濟,符合法律規定。4.原裁定適用法律正確。另案刑事被告人與招行佛山分行是犯罪分子與被害人的關系,刑事被告人張應林所在單位不應因犯罪分子的個人犯罪行為而與違法放貸、失職被騙的招行佛山分行產生民法意義上的債權債務關系。另案刑事判決已對招行佛山分行于本案主張的款項作出了實體處理,其作為刑事案件被害人的救濟權利已通過刑事判決的處理結果得到保護,本案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三、即便本案可作為民事案件處理,管轄法院應為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下簡稱佛山中院)沒有管轄權。招行佛山分行以侵權糾紛起訴,卻未明示“侵權行為”為何,無法適用侵權行為地管轄條款,應適用被告住所地條款確定管轄。從本案的事實看,招行佛山分行資金發出地不是侵權結果發生地。根據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狀,發出資金時并未造成侵權結果的發生,侵權結果的發生時間一定晚于侵權行為,即工商銀行一方拒付的時間。招行佛山分行放出款項并到達融升公司,融升公司償還了一部分利息,說明資金到達融升公司之后未形成損害。如果招行佛山分行在2015年10月19日前收到融升公司的全部信托利益,則不存在《承諾函》履行的情況,亦不可能因《承諾函》造成損害。根據招行佛山分行的表述,是因工行應城支行“拒付”導致其財產損失的“侵權后果”,該侵權行為和侵權后果是同時發生在工行應城支行所在地。本案由湖北省法院管轄也符合民事訴訟原告就被告原則和最密切聯系原則。綜上,請求依法維持原裁定。

招行佛山分行向佛山中院起訴稱,工行應城支行違反《承諾函》的承諾,導致招行佛山分行產生巨額財產損失,故要求工行應城支行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請求判令工行應城支行立即向招行佛山分行賠償損失201120000元及利息損失(利息損失以2億元為基數,按日萬分之五計算,從2015年10月20日起計到工行應城支行實際付清欠款之日止,現暫計至2017年7月19日為63500000元),并負擔全部訴訟費用。工行應城支行在提交答辯狀期間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異議,認為本案為刑事案件,并非經濟糾紛,且佛山中院沒有管轄權,請求駁回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并將本案直接移送湖北省應城市公安、檢察、審判機關依法處理。

佛山中院一審認為,本案是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侵權結果發生地應為遭受直接損失的招行佛山分行所在地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該院對本案具有管轄權。另案張應林等人涉及的犯罪行為與本案招行佛山分行提起的侵權訴訟不是同一法律關系,不影響招行佛山分行行使民事訴訟權利向工行應城支行追究侵權賠償責任。故裁定駁回工行應城支行對本案管轄權提出的異議。

工行應城支行不服一審裁定,向廣東高院提出上訴,請求:撤銷一審裁定,駁回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將本案直接移送湖北省應城市公安、檢察、審判機關依刑事法律規定處理,或將本案作為民事案件移送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管轄。

廣東高院二審查明:2015年8月31日,招行佛山分行向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以下簡稱工行湖北分行)發出《銀行函》,載明“工行湖北分行:根據貴行出具的編號:201305480號《授權證明書》,貴行轄下工行應城支行(簡稱“應城支行”)于2013年10月21日出具編號:佛山第2013297號《承諾函》,承諾保障我行作為信托受益人的編號為2012YCXTJ-10512-209號《粵財信托·雄鷹1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信托合同》項下的信托受益權完全實現。近期,我行對該集合信托計劃項目項下的基礎建設項目進行實地回訪,發現基礎建設項目未能按照預期期限建成投產,集合信托計劃受益權存在到期不能兌付的重大風險。現緊急函告貴行,上述集合信托計劃受益權已出現到期不能兌付的重大風險,請貴行督促應城支行在收到我行函件之日起兩個工作日內書面回復我行:一、應城支行關于該項目第一還款來源不能及時兌付的應急預案;二、應城支行對該信托計劃對應的編號為‘工銀鄂信貸審批[2013]00592號’《關于同意對湖北融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辦理20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批復》內審批同意的授信額度,目前是否仍然有效,并未被其他貸款項目使用。”同日,招行佛山分行向工行應城支行亦發出一份《銀行函》,載明“工行應城支行:2013年10月21日,貴行出具編號:佛山第2013297號《承諾函》,承諾保障我行作為信托受益人的編號為2012YCXTJ-10512-209號《粵財信托·雄鷹l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信托合同》項下的信托受益權完全實現。近期,我行對該集合信托計劃項目項下的基礎建設項目進行實地回訪,發現基礎建設項目未能按照預期期限建成投產,集合信托計劃受益權存在到期不能兌付的重大風險。現緊急函告貴行,上述集合信托計劃受益權已出現到期不能兌付的重大風險,請貴行在收到本函之日起兩個工作日內書面回復我行:一、貴行關于該項目第一還款來源不能及時兌付的應急預案;二、貴行對該信托計劃對應的編號為‘工銀鄂信貸審批[2013]00592號’《關于同意對湖北融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辦理20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批復》內審批同意的授信額度,目前是否仍然有效,并未被其他貸款項目使用。”

2015年9月18日,工行湖北分行針對上述《銀行函》向招行佛山分行復函稱:“貴行2015年8月31日的《銀行函》及附件收悉,現復函如下:我行從未出具過編號201305480號《授權證明書》及《證明》,也未授權應城支行辦理上述《銀行函》所述信托受益權類業務。我行從未出具過編號為‘工銀鄂信貸審批[2013]00592號’《關于同意對湖北融升醫藥科技有限公司辦理20000萬元流動資金貸款業務的批復》。據調查,我行應城支行從未向貴行出具或委托任何主體向貴行出具編號為佛山第2013297號《承諾函》(函載時間為2013年10月21日)及相關附件材料。貴行來函所附的上述《授權證明書》、《證明》及信貸審批書均非我行出具。此前,我行從未接待貴行任何人員或收到貴行向我行核實上述文件真偽的任何來函,亦未向貴行出具任何回復。鑒于貴行《銀行函》及附件所述事項涉嫌犯罪,我行已責成應城支行向公安機關報案。”同日,工行應城支行亦向招行佛山分行復函稱:“貴行2015年8月31日的《銀行函》及附件收悉,現復函如下:我行不具有辦理信托受益權類業務的權限,也末獲得上級行辦理此類業務的授權,從未向貴行出具或委托任何其他主體向貴行出具編號為佛山第2013297號的《承諾函》(函載時間為2013年10月21日)及上述《銀行函》的附件,也從未以任何方式承諾保障貴行作為信托受益人的編號為2012YCXTJ-10512-209號《粵財信托·雄鷹l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信托合同》項下的信托受益權完全實現。上述復函內容,我行行長盧海濤、副行長胡應峰以及孝感市分行工作人員在2015年9月l日接待貴行羅曉娟、駱青睿、馮潔敏、呂俊青等人來訪時已明確告知。鑒于貴行所提供的佛山第2013297號《承諾函》(函載時間為2013年10月21日)及上述《銀行函》的附件非我行出具、提供,亦非我行委托其他主體出具,為維護合法權益,我行已依法向公安機關報案。”

2015年9月2日,工行應城支行向湖北省應城市公安局報案稱:犯罪嫌疑人陳碧元伙同張應林偽造工行湖北分行和工行應城支行公章,出具相關書面文件,從事非法活動,其行為已構成偽造印章罪。提交的報案材料有:1.加蓋偽造的工行湖北分行公章的《證明》壹份;2.2013年10月21日加蓋偽造的工行應城支行公章及時任行長楊開泰私章的《承諾函》壹份;3.加蓋偽造的工行湖北分行公章的《授權證明書》壹份;4.2014年12月26日加蓋偽造的工行應城支行公章的《業務征詢函》壹份;5.2013年6月25日加蓋偽造的工行湖北分行公章的《中國工商銀行信貸審批書》壹份;6.張應林向招行佛山分行出具的《說明》壹份。

2015年10月19日,招行佛山分行向湖北省應城市公安局提交一份《刑事報案書》舉報犯罪嫌疑人融升公司、張應林,載明“報案人招商銀行佛山分行于2013年10月21日起息敘做了一筆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業務(即招行佛山分行以遠期回購方工行應城支行出具的遠期回購信托受益權《承諾函》為前提,買入2億元本金的信托受益權),業務審批編號為佛山第2013297號,該筆業務將于2015年10月19日到期。佛山分行在業務臨近到期前組織回訪核查,發現重大異常情況,借款人融升公司存在不能如期兌付風險,且融升公司明確聲稱已無法清償全部本金2億元及剩余利息。另外,遠期回購行工行應城支行否認業務真實性,故融升公司和張應林涉嫌共同實施騙取貸款犯罪。涉嫌犯罪事實和理由:2013年報案人敘做一筆信托受益權買入返售業務,金額2億元,融資利率7.2%,期限2年,起息日為2013年10月21日,到期日為2015年10月19日。借款人為融升公司,信托受益權的遠期回購方為工行應城支行,甲方為國民公司,由粵財公司成立‘粵財信托·雄鷹1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第111期,信托資金用于向融升公司發放信托貸款,專項用于融升公司投資建設‘年產30萬噸鈀觸酶過氧化氫項目。’……”

2016年9月,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檢察院以陳碧元、殷學明、張應林、楊錦、陳志軍、孫海峰六名被告人涉嫌騙取貸款罪,以鄂應城檢刑訴【2016】147號起訴書向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2017年,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檢察院作出鄂應城檢刑變訴【2017】1號變更起訴決定書,追加融升公司為被告人。

2017年8月28日,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法院作出168號刑事判決,查明與本案相關的如下犯罪事實:2013上半年,被告單位融升公司因投資建設“雙氧水項目”急需資金,該公司法定代表人即被告人陳碧元聯系到被告人殷學明、匯銀財富(大連)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武漢分公司經理被告人孫海峰以及該公司投融資總監被告人楊錦,要求其等幫助融升公司融資,陳碧元還找到工行應城支行的被告人張應林,被告人一伙商議好采取以工行應城支行“兜底擔保”的方式去取得貸款。在此期間,陳碧元安排被告人陳志軍私刻了工行應城支行及行長楊開泰的印章;殷學明私刻了工行湖北分行的印章,偽造工行湖北分行的《授權書》、《證明》、《授信審批書》等文件,孫海峰還對融升公司貸款申請的盡職調查報告進行了虛增產值的修改,孫海峰將上述文件轉發給楊錦。嗣后,殷學明假扮工行湖北分行部領導,張應林自稱工行應城支行副行長,與孫海峰安排楊錦找到愿意出資的招行佛山分行客戶經理馮潔敏磋商依托貸款事宜,楊錦將偽造的相關文件和虛增產值的貸款申請手續用電子郵件向招行佛山分行進行了傳遞。2013年10月18日,陳碧元安排陳志軍及其公司的女清潔工,伙同張應林、楊錦等人在工行應城支行張應林盜用的辦公室內,向招行佛山分行來核保面簽的職員出具了工行湖北分行《授權書》、《證明》、《授信審批書》,并使用虛假的工行應城支行印章和該支行行長楊開泰的印章,出具偽造的工行應城支行《承諾函》等證明文件,取得招行佛山分行的信任。隨后,招行佛山分行通過廣東粵財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粵財公司)向被告單位融升公司發放了2億元的信托貸款,時間為2013年10月21日至2015年10月19日。被告單位融升公司取得上述款項用于該公司“雙氧水項目”的投資建設。期間,融升公司支付了貸款利息,2015年10月19日后未償還本金。……另查明:2015年12月3日,粵財公司向廣州中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判令融升公司清償信托貸款本金2億元及利息、罰息、復利。2016年12月2日,廣州中院作出2464號民事判決,判決融升公司在該判決書生效之日起十日內向粵財公司清償借款本金2億元、利息1166666.67元及罰息、復利。該判決書已發生法律效力。168號刑事判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做出如下評判:“1.關于被告單位湖北融升公司以及六被告人是否構成騙取貸款罪的問題。(1)從本案的犯罪主觀方面看,……被告單位湖北融升公司以及六被告人均具有騙取貸款的主觀故意。……(3)從本案侵害的客體看,通過本案的證據顯示,招行佛山分行在投放貸款之前,是基于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以及不可撤銷擔保,而工行應城支行所發出的《承諾函》指明的對象明確為招行佛山分行。特別是招行佛山分行發放貸款后,該分行先后多次派人到融升公司和工行應城支行對所發放的貸款的使用情況進行了監督和回訪;粵財公司、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對其業務進行了批復,而且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金融許可證。融升公司通過其法定代表人陳碧元、職員陳志軍伙同殷學明、張應林、楊錦、孫海峰等自然人私刻銀行公章,虛構經營情況,騙取招行佛山分行通過粵財公司發放的貸款2億元,在直接騙取招行佛山分行或粵財公司巨額資金侵害其對2億元資金及利息的所有權的同時,還嚴重侵害了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其對象無論是招行佛山分行還是粵財公司,均符合侵害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的騙取貸款罪的客體。……2.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所涉標的與本案所查明贓款是否同一款項、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是否與本案造成的損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本案的受害人到底是誰的問題。(1)粵財公司向融升公司發放的2億元信托貸款并非該公司自有資金,其對2億元信托貸款本息不享有所有權。根據粵財公司與融升公司簽訂的編號為2012YCXT貸字第0512-111號《信托貸款合同》‘鑒于’部分第(2)條關于‘甲方在簽訂本合同時已知悉并承認,本合同項下的貸款資金來源于乙方發起設立的粵財信托·雄鷹1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項下第111期信托計劃項下的信托資金。本合同中所指委托人與信托計劃全體委托人相一致’以及第(3)條關于‘乙方接受信托計劃全體委托人的委托,同意按本合同約定向甲方發放人民幣資金信托貸款’的約定,粵財公司向融升公司發放的2億元信托貸款資金來源于信托財產(實際由招行佛山分行出資),粵財公司作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發放信托貸款。根據上述《信托貸款合同》的有關約定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第十四條關于‘受托人因承諾信托而取得的財產是信托財產。受托人因信托財產的管理運用、處分或者其他情形而取得的財產,也歸入信托財產’的規定,粵財公司向融升公司發放的2億元信托貸款本金及收取的利息,應屬于信托財產,而不屬于粵財公司固有財產。(2)招行佛山分行作為信托計劃受益人,有權要求粵財公司向其支付信托利益,即信托貸款本息。根據2464號民事判決,粵財公司在向廣州中院提交的《關于取得不可撤銷擔保書相關過程的說明》中確認,招行佛山分行系‘雄鷹1號集合資金信托計劃第111期信托計劃’的實際受益人,粵財公司運用該信托資金向融升公司發放了案涉信托貸款2億元。對于上述事實,招行佛山分行在其要求被告人張應林蓋章的編號為佛山第2013297號《承諾函》(該函件所加蓋的公章及私章均為虛假印章)也予以了確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信托法》第三十四條關于‘受托人以信托財產為限向受益人承擔支付信托利益的義務’的規定,粵財公司負有以信托財產為限向招行佛山分行支付信托利益的義務,該信托計劃項下的信托財產即為粵財公司向融升公司發放2億元信托貸款所獲得的貸款本息。因此,2464號民事判決關于融升公司向粵財公司清償2億元信托貸款本金及利息的判決無論在客觀事實上還是在法律關系上都具有‘通道性’(即融升公司通過粵財公司向招行佛山分行還本付息)與‘階段性’(即粵財公司收到融升公司的還款短暫過渡擁有后即按約定支付給招行佛山分行)的本質特征。粵財公司仍負有向招行佛山分行支付信托利益的義務,該2億元信托貸款本金及利息最終仍屬于招行佛山分行所有。(3)融升公司與粵財公司簽訂《信托貸款合同》系融升公司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的一個重要犯罪環節。融升公司實行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的犯罪行為,必須與貸款人簽訂貸款合同后方能獲得貸款資金,本刑事案件中的信托貸款人為粵財公司,貸款合同為粵財公司與融升公司簽訂的編號為2012YCXT貸字第0512-111號《信托貸款合同》,不能因為該《信托貸款合同》上加蓋的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印章而否認該行為系騙取金融機構貸款這一犯罪行為的重要組成部分,更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融升公司與粵財公司之間的民事行為而割裂了融升公司等被告人騙取金融機構貸款的犯罪事實。融升公司與粵財公司簽訂《信托貸款合同》的目的是為了獲得從金融機構騙取的貸款,至于《信托貸款合同》各方意思表示是否真實、各方加蓋的印章是否真實均不能改變融升公司等被告人涉嫌騙取金融機構(招行佛山分行)貸款的犯罪事實。正是因為有這份《信托貸款合同》,才有后面工行應城支行對招行佛山分行的《承諾函》,最后導致招行佛山分行發放了貸款而造成款項未能收回損失的后果。綜上所述,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所涉標的與本案所查明贓款屬同一款項,該民事判決書所述2億元資金即為本案贓款。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與本案造成的損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本案的受害人形式上為粵財公司,而實質上屬招行佛山分行。3.本案判決追繳贓款退還受害人是否與(2015)穗中法金民初字第2464號民事判決書判決融升公司向粵財公司履行清償2億元貸款本金及利息的義務發生沖突的問題。根據本案犯罪事實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十六條、第六十四條之規定,本案的被告單位融升公司等被告人依法應當退賠的贓款就是2464號民事判決書所涉款項,兩者實質上是同一款項,該款項的最終權利人均為招行佛山分行,融升公司等被告人負責退賠贓款不會導致融升公司分別向粵財公司和招行佛山分行支付2億元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情形。因此,在刑事判決中依法明確由融升公司等被告人負責通過粵財公司向招行佛山分行退賠信托貸款本金2億元及利息符合法律規定……”最后判決如下:“……八、本案贓款人民幣2億元及利息應當予以追繳。鑒于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書已經發生法律效力,該民事判決書依法未能執行的部分,被告單位融升公司依法退賠給招行佛山分行……”

陳碧元、張應林、楊錦、陳志軍、孫海峰因不服上述168號刑事判決,上訴到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4日作出(2017)鄂09刑終250號刑事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廣東高院二審認為,根據本案二審查明的事實,招行佛山分行就本案所主張的事實在起訴本案前已經作為涉嫌犯罪線索向湖北省應城市公安局進行報案,并由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檢察院向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訴。湖北省應城市人民法院就查明的犯罪事實作出發生法律效力的168號刑事判決。從該刑事判決查明認定的事實看,招行佛山分行于本案所主張的2億元信托受益權,實則是融升公司、陳碧元、張應林等被告人通過虛構貸款的事實并私刻工行湖北分行公章并偽造工行湖北分行的《授權書》《證明》《授信審批書》,私刻工行應城支行的公章及時任該支行行長楊開泰的私章并偽造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書》等文件,騙取招行佛山分行通過粵財公司發放的信托貸款2億元,并認定該款項屬于上述168號刑事案件的贓款以及該案的受害人實質上為招行佛山分行,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與該刑事案件造成的損失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可見本案所涉款項并非民法意義上的債權債務。168號刑事判決同時還認定該刑事案件所查明的贓款與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所涉標的(即融升公司向粵財公司清償借款本金2億元及利息、罰息、復利)是同一筆款;粵財公司向融升公司發放的2億元信托貸款并非該公司自有資金,屬于信托財產,其對2億元信托貸款本息不享有所有權;招行佛山分行作為案涉信托計劃的受益人,有權要求粵財公司向其支付信托貸款本息,即粵財公司負有以信托財產為限向招行佛山分行支付信托利益的義務;該2億元信托貸款本金及利息最終仍屬于招行佛山分行所有。168號判決最后還在判決主文部分寫明案涉的贓款2億元及利息應當予以追繳,對于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依法未能執行的部分,由融升公司依法退賠給招行佛山分行。由此可見,發生法律效力的168號刑事判決已對招行佛山分行于本案主張的款項作出了實體處理,招行佛山分行可按照該刑事判決的處理結果予以救濟。據此,因與本案相關的168號刑事判決是在本案二審審查期間才發生法律效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違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財物,應當予以沒收。沒收的財物和罰金,一律上繳國庫,不得挪用和自行處理”的規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三十九條有關“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追繳、退賠的情況,可以作為量刑情節考慮”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刑法第六十四條有關問題的批復》([2013]229號)有關“根據刑法第六十四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百三十九條的規定,被告人非法占有、處理被害人財產的,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據此,追繳或者責令退賠的具體內容,應當在本判決主文中寫明;其中,判決前已經發還被害人的財產,應當注明。被害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另行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返還被非法占有、處置的財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規定,本案已不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綜上所述,對于工行應城支行主張撤銷一審裁定并駁回招行佛山分行起訴的上訴請求,該院予以支持。廣東高院裁定:撤銷一審裁定,駁回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

本院再審認為,本案雙方的爭議焦點為:一、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二、佛山中院對本案是否享有管轄權。

一、關于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范圍的問題

招行佛山分行在本案中主張工行應城支行違反《承諾函》承諾,導致其遭受損失,要求工行應城支行就財產損害賠償承擔侵權責任。經查,招行佛山分行提出的2億余元損失,與168號刑事判決中的被告人融升公司、陳碧元、張應林等通過私刻工行湖北分行公章、偽造工行湖北分行的《授權書》《證明》《授信審批書》,使用虛假的工行應城支行的公章及時任該支行行長楊某的私章、偽造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等文件,騙取招行佛山分行通過粵財公司發放的信托貸款2億元,確系同一筆款項。盡管如此,本院認為該刑事判決并不影響招行佛山分行提起本案訴訟,本案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
首先,人民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系處理平等主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招行佛山分行提起本案訴訟,要求工行應城支行就財產損害賠償承擔侵權責任,為請求人民法院處理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其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第二款規定:“行為人私刻單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單位公章、業務介紹信、蓋有公章的空白合同書以簽訂經濟合同的方法進行的犯罪行為,單位有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被害人的經濟損失之間具有因果關系的,單位對該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依法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可見,被偽造公章的單位雖非犯罪主體,但如對偽造公章的犯罪行為存在明顯過錯且該過錯行為與經濟損失具有因果關系的,仍需承擔賠償責任。而應否承擔責任屬于實體審理范疇,不影響權利人提起民事訴訟主張權利。案涉落款為工行應城支行的《承諾函》等材料系另案刑事被告人張如林即工行應城支行工作人員伙同他人偽造,招行佛山分行主張工行應城支行承擔賠償責任,符合前述規定中提起民事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至于工行應城支行是否應承擔賠償責任則應通過實體審理后認定。再者,工行應城支行并非168號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其與招行佛山分行之間不存在刑事法律關系中所涉及的追繳、退賠等情形。法律及司法解釋針對被告人追繳、退賠所占有、處置的被害人財產之規定并不排斥本案作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最后,雖然廣州中院2464號民事判決判令融升公司清償粵財公司本金2億元及利息、罰息、復利,168號刑事案件判決前述判項未能執行的部分由融升公司退賠招行佛山分行,但該兩個案件處理的并非工行應城支行和招行佛山分行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本案招行佛山分行的訴訟請求也沒有實質上否定該兩個案件的裁判結果,本案不存在重復處理。綜上,本院認為本案屬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訴訟的范圍。

二、關于佛山中院對本案是否享有管轄權的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招行佛山分行在本案中主張其遭受的損失為工行應城支行違反《承諾函》承諾所致,并明確要求工行應城支行就財產損害賠償承擔侵權責任,故本案為招行佛山分行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適用侵權行為地或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轄原則。《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二十四條規定:“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侵權結果發生地。”招行佛山分行主張工行應城支行違反《承諾函》造成其資金損失,一審法院將遭受直接損失的招行佛山分行所在地認定為侵權結果發生地,并無明顯不當。招行佛山分行所在地為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一審法院佛山中院作為侵權行為地人民法院,依法對本案享有管轄權。

綜上所述,招行佛山分行提起本案訴訟符合起訴條件,一審法院佛山中院亦對本案享有管轄權,本案應由該院繼續審理。原裁定駁回招行佛山分行的起訴,適用法律錯誤,本院予以糾正。一審裁定適用法律正確,本院依法應予維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第一百七十一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一、撤銷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2017)粵民轄終855號民事裁定;

二、維持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粵06民初168號民事裁定。

本裁定為終審裁定。

審   判   長  陳宏宇
審   判   員  王毓瑩
審   判   員  曹 剛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法 官 助 理    謝素恒
書   記   員     賴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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